1894年1月23日（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浓阴欲雪。……是日消寒第三集，客甫齐而余疾作，勉强送酒，眩不可支，遂偃卧，汗出如浆，气涌如沸。……令斌孙陪客，……徐荫轩、李兰孙、豫锡之、孙燮臣、麟芝庵、许筠庵。”⒇
1897年5月5日，“阴，旋晴，午后风，似外间有雨。……午邀谭敬甫，麟、徐二公、孙燮臣、钱子密陪。”（21）
1898年1月19日，“晴。……是日招同人小集，而客强半皆总暑友，于是四客先坐，直至戊初总暑四公始来，草草饮数杯，客去亥初矣，兀坐至五鼓。徐小云、孙燮臣、崇受之、徐颂阁、敬子斋、张樵野、廖仲山、立豫甫。”（22）
翻阅《翁同龢日记》，明显感到，早年，翁同龢与孙家鼐聚会的机会多一些，每年好几次；到了晚年，这种聚会日益减少，每年不过一次半次。这并不等于两个人产生隔阂，关系疏远，而是两人都是当朝大员，位高权重，公务缠身，又加上两人都已年老体衰，时常闹病，不可能再像年轻时代那样有体力、有精力、有热情，十天一小聚、半月一大聚，这也是人之常情、天之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