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伦理观对历史的消极作用，更表现在对科学技术的限制，把自然界拟人化，也就没有了作为科研对象的自然。“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荀子·解蔽》）。连文学艺术，也纳人了“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轨道。史学更甘为伦理学的附庸，着眼于“名正言顺”，没有历史主义，没有严密的逻辑与实证，只有善恶忠奸的判断。
这种道德哲学——历史哲学的种种弊端，迄今我们仍举目可见。血缘意识，深深地在我们民族的集体心理中形成了极为沉重的积淀，迄今仍在或多或少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过去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不就正是中国社会的必然后果么？我们的法制健全是何等的举步维艰呀！
所谓历史是个“老头子”，祖先崇拜，等等，也正是从这里发端的。伦理观在华夏文化中维持了两千多年，使之不曾似古埃及、巴比伦文明被湮没，但是，若不挣破，它也同样要教中国文明窒息的——已窒息得够受了。截断这血缘的纽带，让历史在切点上飞出吧！
2.3 “神意”的激活——本体论史观
不少历史学家，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无一例外地断言， 自东汉以来，中国就进入了中世纪，与西方是一致的。他们甚至认为， 自东汉末年传人中国的佛教，与当时传人欧洲的基督教所起的作用也是一样的。然而，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的沉沉黑夜中，除了一部《圣经》之外，任何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遭到了格杀，人们甚至令科学为神学服务，去研究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位天使，神是否有肛门……而在中国，却出现了盛唐文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空前繁荣，政治、经济、外交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无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