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内容是多样的、丰富的，当然不限于“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更不仅仅局限于“治乱”；历史的作用是广泛的、细致的，亦不只是昭示“经世之大略”“得失之枢机”，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内容和教育作用就有很开阔的认识。但是，这里所提出的朱熹、孙甫、王夫之的有关论点，毕竟是历史撰述中的重要问题，同样也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问题。尽管不同时代的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对所谓“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会产生不完全相同的认识，但对这类问题的重视，古今是有相同之处的，中外也是有相通之处的。像《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这样的书，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辽、金、元时还分别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广泛流传，就是今天也还拥有众多的读者。而《第三帝国的兴亡》《大国的兴衰》等书，则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这些，都可以证明，朱熹、孙甫、王夫之等所提出的问题，实为历史撰述和史学批评中的重大问题；现今的史学家、史学批评家，以及所有读史的人，是可以从中得到教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