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他对挫败的反应是愤怒和吵闹；并且，他通过踢、咬等他所仅知的方式来回应。但是，他在肉体上是无助的，并且，这些方式是无效的，反而有助于更加强调他的依赖性。并且，父母用禁令来回应孩子的这种反应，常常包括剥夺对他们的关注和爱。一般说来，孩子很快就知道，这种形式的反叛是无益的，它带给他的害处要比带给他的好处多。他想通过猛烈的攻击性行为来回应挫败，但同时知道他会因这种攻击性行为而受到惩罚，也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后者都是无效的。他找到了什么挽回面子的解决办法呢？由于他必须“面对事实”，由于如果他打算得到和平的话，他就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顺从”，于是他力图使其看起来好像他自己是这些要求和禁令的来源：他将外部的禁止力量内化——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意识的起源。通过使禁止的作用看起来好像来自他自己的这种方式，孩子能够“挽回面子”——似乎在说：“这个禁令来自我自己，而不是来自外界。那么我就不是屈从于外界的规则，我只不过在遵守我自己建立起来的规则而已”，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专制的虚构”，并且同时通过遵从父母的要求，避免了针对他自己的不愉快的后果。
而且，男孩在无意识里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母亲［11］，因为在早年生活中，他在食物和所有其他事情上不得不依赖于她。这打破了他的非依赖的幻觉。这些感受一直被压抑着，不再被记起；但在以后的生活中，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例如，男人不断地要求女人履行做饭、家务等诸如此类的义务（“她所做的只不过是待在家里做几顿饭而已，可她却把那称为工作”），尤其是男人在其性经验中将母亲等同于女人。通过等同于某人，一个人在效果上就抵偿了他所等同的人——取代了那个人，在无意识里否定了他的存在；对这个男人来说，等同于他早年的母亲，扮演如同他母亲曾“施舍”他般地“施舍”他妻子的主动角色，在效果上就表达出对他母亲的存在的否定，他母亲的存在是这样一种事实：因为它是引起其“专制的虚构”破灭的主要原因，所以对他的自我来说，这个事实是令人困窘的。通过赡养他的妻子，他在无意识里否认了他母亲曾经施舍过他以及他曾经依赖于她的施舍。为什么总是丈夫担任养家人的角色，并且希望他的妻子不依赖于除他以外的任何人，即使20年前他只不过是一个寄生的婴儿？这在他来说，是一种挽回面子的举措：他能将“看，我不是寄生的婴儿，相反，我是养家人，是施舍者”的推理付诸行动。他担任养家人的角色是一种不断挽回面子的举措，以此来否定他早年的依赖，对他的自我来说，这一依赖是如此令人窘迫。毫不奇怪，一般而言，男人们都不喜欢被唤起对他们婴儿时期的记忆，在那个时候，他们依赖于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