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风颇显“躁竞”之态，这是人所共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明代盛行陆王心学。大体说来，在程朱的门下，多恭敬撙节、退让之士；而在王阳明讲学的门下，却不乏“躁竞”之徒。明代士人得此之病，尤以姚江、东林两派为甚，[305]最终导致士大夫群体中蔓延一种“气傲心浮”之病。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对“气傲心浮”提出了批评，认为“傲”的毛病可以流为“戾”“狠”；而“浮”的毛病，则会流变为“薄”“轻”，最后趋于“邪佞”。为此，张履祥提出了两大治疗之方：一以“敬畏”治疗“傲”病，二以“诚实”治疗“浮”病。[306]基于此，张履祥进而提出“平气”之说，作为治疗士风“躁竞”的良方。换言之，就是要通过“持敬功夫”或“持养功夫”，用来克治“习气”或平日的“暴气”。[307]
当然，清初礼教的重建，不仅仅要求妇女、士人遵守礼教，同样体现在丧礼的恢复上。有一个事实值得再提出来加以讨论，就是在晚明时期，竟陵派的钟惺，在丁忧去职之后，枉道游览了武夷山，还写了一篇游览武夷山的游记。照理说来，钟惺为人严冷，具有至性，不应如此“昧礼”。即使如宋代的苏轼兄弟，号称为人放旷，也能在居丧期间，禁断文字。然让人奇怪的是，当谭元春为钟惺撰写墓志时，对于钟惺所为的这一件事，既不唯隐避，也没有微词，反而称赞钟惺哀乐奇到，并非俗儒所能蠡测。这是晚明士大夫的风气，即对传统礼教多有蔑视。入清之后，像阎若璩这样的大学者，同样也被礼教重建的历程所迷惑，对钟惺违反丧礼之举提出批评，认为三年之丧，属于“天下之通丧”，理应为天下之人所共同遵守。[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