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可以同时知道那时的许多事情，和这种哲学怎样的来历，发生怎样的结果，自然能够感觉哲学和人事的关系，增加不少的常识。哲学如此，旁的方面无不如此。专门人物普通化，专门知识普通化，可以唤起多数读者研究学问的精神，注重历史的观念。
第二，事业都是人做出来的。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事体，用年代或地方或性质支配，都有讲不通的：若集中到一二人身上，用一条线贯串很散漫的事迹，读者一定容易理会。譬如鲜卑到中原的种种事实，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不能使我们明了，《纪事本末》把整个的事团分成数部，也很难提挈鲜卑人全部的趋势。假使我们拿鲜卑人到中原以后发达到最高时的人物做代表如魏孝文帝替他做一篇传；凡是鲜卑民族最初的状况，侵入中国的经过，渐渐同化的趋势，孝文帝同化政策的厉行，以及最后的结果，都一齐收罗在内，就叫做《魏孝文帝传》；那么，读者若还不能得极明了的观念，我便不相信了。
我相信，用这种新的专传体裁作一百篇传，尽能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现在姑且把值得我们替他作传的人开个目录出来，依文化的性质分为三部。但凭一时思想所及，自然不免有遗漏或不妥的地方，待将来修补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