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家”、“二体”论之后，刘知几重点对纪传体的体例进行了系统批判，写了《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诸篇，不仅指出古代史家著作的体例乖谬之外，而且从理论上对史书各部分的体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这些意见中，最为后人注意者，有以下三点：一是“尊班而抑马”，不主张写《史记》那样的通史，以为它“疆宇辽阔，年月遐长”，“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采录之烦者也”；赞成效法班固《汉书》写断代史，“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二是在《书志篇》中提出增设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删除天文、艺文、五行志。三是提出在表、志之外，更立一书，“题为制策、章表书”[67]。而反对写表历，以为“载诸史传，未见其谊”。这些意见有的是中肯的，有的则颇为后人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