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批评高若讷，说：“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耳”。此文真乃理直气壮，委曲婉转，曲折条畅，对高若讷这样的官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另一篇著名的政论性散文是《五代史·伶官传序》，此文是以史劝鉴的文章，沈德潜评价此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文通过五代后唐李存勖兴亡的历史，说明国家“盛衰之理”，在人事而不在天命。其言曰：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光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灭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