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问题上的自觉和自信，是一股无穷的力量。罗烽通过周扬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后加入左联，与妻子白朗以及萧军、萧红、舒群等人一起办刊物、写文章。1936年，东北流亡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步入文坛。这一年，上海的《中流》《作家》《光明》《海燕》《文学界》等文艺期刊较集中地刊载萧军、罗烽、萧红、舒群、白朗等人的作品，上海生活书店还专门出版了《东北作家近作集》。他们的作品充满浓烈的抗日爱国精神，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东北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英勇斗争”。茅盾先生曾说：“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很出了一批有才华的东北作家”。这一评价一点也不夸张，是时代将流亡上海的东北作家迅速推上文坛并使之崭露头角。
罗烽及其他东北流亡作家对东北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视，他们第一次向关内展现关外民俗文化景观的独特魅力，并让它担负东北流亡作家难以化解的民族悲情和身家灾难，对“人—家—国”三重问题的深度思考将民俗描写与民族大义连接在一起，使其小说成为能够激发读者民族精神的有力符号。
对日寇铁蹄下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东北流亡作家有一种来自血液的疼痛、悲愤和忧思。他们笔下广袤的黑土、火红的高粱、茂盛的草原、不屈的人民重构了东北流亡作家的精神家园。他们把东北人民不屈的反抗自觉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觉醒。可以说，对东北地域文化品格的投射与认同，承载着东北流亡作家深沉的民族精神和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