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中国文化的主体内容和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国哲学来看，它们都是受制于政治、以求善为目的的。儒家讲求“吾日三省吾身”，“返身而诚”，革除人欲、恢复天理，以修齐治平为人生导向，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为人生价值的第一取向，这自不必多说。道家追求人的本性恢复，不以物累形，要全生葆真，激烈抨击儒家的仁义礼智，说到底仍是为了保持自家的道德观。后世的陶渊明之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士，其所以不甘与世浮沉，就在于要保持心灵的纯洁，洁身自好。墨家侠肝义胆，古道热肠，扶危济困，奔走呼号，也不过是为了贯彻他们的均平、尚同的道德观。利即义也，是从儒家重义轻利、弃利取义价值观的对立面，表达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与小生产者的大同道德理想相联系的。佛家叫人明心见性，积善修德，自然使人们在道德的理想国中，向着善人的目标迈进。就是大倡功利主义的法家，其所主张的主卖官爵、臣卖力气的价值原则，又何尝不是一种约束人心的伦理规范！宋明理学的产生，固然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结果。但这种合一，不仅是儒学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思辨色彩，丰富并强化了自家的本体论；更重要的是，这种结合恰好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人们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三纲八目”在社会中的普泛化，存天理、去人欲理论的神圣化与绝对化，正是从本体论方面对此前儒家侧重于认识论方面的道德宣传的强有力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