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历史学家，根据自己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理解，认为这些条件无外乎法国或者另一个国家的伟大、富强、自由或者公民教育。但姑且不说历史学家们谈到这些条件时矛盾重重，就算存在一个包含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我们还是发现，历史事实几乎总与这些理论背道而驰。如果移交权力的条件在于财富、自由和民众的教育，那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 [4] 能在王位上安享太平，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民众处死？这些历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时会说，路易十四确有一些违背纲领的行动，以至于使后来的路易十六受到惩罚，可为什么受惩罚的不是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个路易十六？实施这种惩罚的期限究竟有多久呢？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们几乎无从理解，民众意志的总和好几百年都掌握在那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手里，怎么在五十年间突然就转向国民议会、督政府、拿破仑、亚历山大、路易十八，后来又转向拿破仑、查理十世 [5] 、路易·菲利普 [6] 、共和政府、拿破仑三世？民众的意志这么迅速地从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在解释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尤其在论述国际关系、连年征战和各种联盟的时候，这些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些现象当中的某些已不再是民众意志的正常移交，而是与外交家、帝王、政党领袖的狡诈、错误、阴谋或者软弱纠缠在一起的偶然使然。因此，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大部分的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并不是民众意志自然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意志错误转移的结果，也就是说，这又是对绝对权力的破坏。这样一来，这些历史学家就把这些历史事件看作对其自身理论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