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搞的设斋行香、译经度僧、造寺慰灵等举措，并非单纯出于精神麻醉，而都带有某种政治意图。以设斋行香而言，或因“追维抚育之恩”,以尽孝道；或因申明“思旧之情”,以彰君恩。至于译经度僧，或出某种政治利益与战略需要，如贞观初，太宗为解除东突厥侵扰的近忧，曾为来自西突厥的波罗颇迦多罗立场译经，交好西突厥，以获远交近攻之利。或出某种夙愿，附会佛祜病愈，宣示从此“体征。”至于营建寺院，或为士兵身陷战场，以慰生灵；或为思念慈训，祁福双亲，以致擒宅造兴圣寺，度地建宏福寺等。
贞观初，唐太宗虽下令剃度少许僧人，但并非出于滥增僧众，实是作为简择僧人的一个补充手段。如他在《度僧于天下诏》中指出，僧徒中“或假托神通，妄传妖怪；或谬称医筮，左道求财；或造诣官曹，嘱致赃贿；或缵庸焚指，骇俗惊愚。”凡此种种，有一于此，即“大亏圣教”,所在官司都需加以“清整”。“清整”,带有整顿含义，实是强调官府加强对佛教势力的干预，以进行组织整顿，将不逞僧徒予以淘汰。同时他又加强思想控制，令用《佛遗教经》加以约束，使其遵行戒律。唐太宗说： “《遗教经》者，是佛临涅架，所说诫劝弟子，甚为详要，末俗缁素并不崇奉。”为此，“令所司差书手十人，多写经本，务在施行，所须纸笔墨等，有司准给。其官宦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见僧尼行业与经文不同，宜公私劝勉，必使遵行。”旨在加强政治对佛教的控制。